梁启超与新媒体

　　一

　　“少年强，则中国强”。

　　这一家喻户晓的名作，几乎不敢想象是出自于一位27岁少年之手。这篇石破天惊，气势如虹的著作，今天读起来依旧令人热血沸腾。

　　历史让我再次想起了这个久负盛名的人物——梁启超。

　　这位19世纪学院派的舆论领袖曾掀起过短暂的变法救国浪潮，在中国的近代思想史谱系里，他既是思想家、知识分子、变革者，同时也是一位全球旅行家和流亡者，戊戌变法失败后，梁启超逃出北京，东渡日本，开启了他的新生活。

　　我有时候想，此刻如果梁启超在开一家新媒体公司或运营一个微信公众号，会不会为10万+和找不到VC而发愁，会不会为突然间涌来的各种思潮、信息而焦虑，会不会感慨思想变得像一件可有可无的商品。

　　作为全球化浪潮的受益者和参与者，梁启超的经历太让人感慨了，而对于今天媒体创业者们而言，梁的成功和失败意味着什么，那些内容的创业者们是否能激起昔日的荣光。

　　二

　　同梁启超相比，另一位“五四”时期的文化旗手——吴虞更让人叹息和同情。

　　如果将“钛媒体”、“36kr”、“虎嗅”等新媒体平台比作《新青年》，将吴虞看作自媒体人，你会发现又一种历史重演之感。他们都借助新锐的舆论平台发表观点、激起讨论、引起关注、获得名声(利益)。

　　1917年，吴虞在《新青年》发表了一系列攻击孔家店的文章。这本杂志由陈独秀创办于1915年，是当时中国攻击儒家总体价值体系的标杆。吴虞以《吃人与礼教》一文成名。在新青年同人中，他和陈独秀二人，非孔非儒最为有力。

　　因“批孔批儒”名声大噪的吴虞，经人举荐，于1921年，收到了北京大学的聘书，从成都来到北京，直接升为教授，月薪260块(这在当时已是很高的待遇，通常到北大当教员，一般须试讲一年左右，没什么问题，才能升为教授)。

　　吴虞的平步青云，不得不说得益于新媒体的力量。年少时的吴虞，尽管怀抱利器，但依旧不得不为柴米油盐和鸡毛蒜皮的小事挣扎苦恼。

　　离开成都时，吴虞或曾期待北京能带给他个人声望的增长，或许学问也可有精进。但在北大四年，吴虞成就稀疏。他仅有的声望，仍局限于之前批孔批儒的文章。脱离了成都保守派的土壤，他激进猛烈的批判仿佛失去了对象。

　　在北京，吴虞再也没写出哪怕一篇名噪一时的文章。

　　梁和吴的经历不禁让我感慨：在人人都是麦克风时代，我们不再缺乏《新青年》这样的平台，缺的是持之以恒的创造力和创新力。

　　今天，梁启超已成为过去，吴虞却越来越多。